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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近年来全国方志馆研究概况及若干思考

    时间:2019年07月09日 【字体:  
     
 

    [摘要] 近年来,方志学界围绕方志馆的发展历史、定位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启示我们:今后方志馆建设与管理要遵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思想,即要在深化确立方志馆建设理念、妥善处理方志馆关系定位基础上,与时俱进拓展方志馆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方志馆;学术分析;实践探索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本文拟对近年来全国方志馆研究情况作一简要梳理分析,同时对今后方志馆研究和建设管理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一、近年来研究情况梳理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方志界公开发表的关于方志馆建设的论文近50 篇。这些成果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志馆发展史研究

    方志馆发展史是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热点。以历史发展为序,主要有杨军仕的《明代志局(馆)浅议》,林璜的《明清〈广东通志〉的编纂与通志馆的演变》,张安东的《清代修志机构的人员设置和资料来源—以清代环巢湖方志为例》,吕志伟的《民国时期上海修志人收集志书资料的方法——以上海市通志馆为例》,江贻隆的《刘文典致安徽通志馆佚书六则及其价值》等等。

    例如杨军仕的《明代志局(馆)浅议》认为:“明代是修志活动比较宽松和活跃的时期,也是修志活动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时期,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志局(馆)这种临时性修志机构的大量出现。”特别“处于中后期的嘉靖、万历两朝设立志局(馆)的数量偏多。”他在分别重点分析了当时“志局(馆)运作”和“志局(馆)作用”等问题后指出:“ 设立志局(馆)编修志书,也为后世创立了基本的修志模式,即政府主持、学者参与、众手成志。”同时他还指出了明代志局(馆)书成即散的弊端。

    林璜的《明清〈广东通志〉的编纂与通志馆的演变》则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六次建立通志馆的曲折历程:戴一己之力的艰辛甘苦,黄佐家族弟子合力而为的众手成志,郭 注重质量的学者主修模式,金光祖乱世修志的草率从事,郝玉麟注重行政而相对忽视质量的官修模式,直到阮元因天时地利而集大成,作者对由此而产生的方志私修官修、时间长短、人员结构等等各种因素都进行了比较分析, 是一篇质量较高且很有见地的力作。

    (二)当代方志馆功能分析

    方志馆功能定位等与建馆、管馆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无疑是研究的重点,主要有刘玉宏的《论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马小彬的《方志馆设施建设立项研究——以省馆建设为例》,蔡金良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方志馆建设》,李志瑜的《北京方志馆公共文化供给能力调查报告》,以及侯宏兴、黄小晶、杜金华、吴一峻、王慧卿、杨献 等作者从不同角度所作的情况介绍及相关分析。

    例如刘玉宏的《论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 文章从方志馆建设背景、方志馆建设的必要性、方志馆的性质与定位、方志馆与其他场馆的区别和方志馆的主要功能等五个方面, 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 系作者长期从事全国方志馆建设领导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 也是全国方志馆建设的重要导向。

    马小彬的《方志馆设施建设立项研究—以省馆建设为例》,则以省方志馆建设为例,侧重于领导与管理视野,对全国已建、在建方志馆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从馆舍面积、投资规模、可行性研究等各个技术性操作层面进行了分析提示,揭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缺陷,对各地建馆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李志瑜的《北京方志馆公共文化供给能力调查报告》(未刊稿)系全国方志馆业界最早也是最规范的调查报告之一。作者选择北京方志馆为特定对象,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同时以调查报告这种独特形式,以新颖的问卷、翔实的数据、规范的图表等多种手段,围绕方志馆“公共文化供给能力”这一主题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所取样本客观可信,所提对策建议中肯可行,对方志馆建设特别是开馆后的运行管理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多学科多视角探索

    近年来,方志馆这一新型文化形式不仅在方志界,而且已开始引起其他学界的关注。这方面成果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刘迪的《公共文化场馆陈列的观众审美心理探源》,王克松的《论方志馆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搜集整理—以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林子雄的《论方志馆的文化根基—以广东方志馆为例》等等。

    例如刘迪的《公共文化场馆陈列的观众审美心理探源》从观众的怀旧倾向、陈列空间的陌生化和展示的惊奇性等问题入手,对文化场馆陈列的观众心理要素、审美心理期待和审美心理过程作了系统阐述,对在建方志馆规划布展很有参考价值。

    总之,上述成果或侧重于历史或侧重于现实,或侧重于宏观或侧重于微观,或侧重于学术或侧重于实务,应当说各显千秋,各具特色。限于篇幅关系,不再一一列举。另外,笔者还曾以《全国各地的方志馆建设与运行管理》 为题,在《中国地方志发展报告(2017 年)》 作过专门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质量, 都还落后于当前各地方志馆的建设实践,亟待强化深化。

    二、若干分析和思考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笔者近年在广西南宁、浙江丽水等全国方志馆业务培训班和江苏、福建、贵州等地方志业务培训班的讲课,以及在浙江湖州、海南省方志馆等建馆中的指导实践,主要从研究角度对当前和下一阶段工作提几点思考建议。

    2017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指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同时这也是去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所提的一个重要原则,我认为这同样也是全国方志馆建设的根本遵循。

    (一)“不忘本来”就要深化确立方志馆的建设理念

    如果说不忘“本来”,那么,什么是方志馆的 “本来”?或者说什么是我们建设方志馆的“初心”?一言以敝之:方志,即方志馆应以展示和弘扬方志文化为宗旨要义,方志是方志馆的“根” 和“魂”。

    那么这种理念是否可行?能否应验?此处仅举一例,曾被中指办领导称为全国最好的县级方志馆——于 2013 年建成开放的杭州余杭方志馆,其主要设计者的理念是:既然称之为“ 方志馆”,那么其所展示的一切都应以志书为主题主线,即“史”须源自“志”,“展”须围绕“志”,言必有“志”,并力求收放有度,“放”以志书记载的内容为边限,“收”以方志文化为准绳,凡是志书中没有记载的一般不予展示。因而该馆所展示的区域历史和综合地情并非始于历史发端(尽管区域内有著名的“良渚文化”等历史遗迹),而是以有志书记载的历史为发端;同样,入馆人物也非不作选择地来者不拒,而是必须有相应的历史典籍著作为依据, 即志书中未记载的传说等人物概不入馆。

    其实这种理念在学界早有渊源。如朱希祖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有文字而后有史”。他在《中国史学之起源》中阐明:“司马迁作《史记》,《本纪》起于黄帝。而其《货殖传》又云:‘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亦以有文字而后有史,故起黄帝。神农以前为结绳之世,故谓不可知。”当代知名学者严建强也认为:志书是文字形成以后的产品,有文字以前的历史可以进入博物馆(如神话、传说等),但一般不能进入志书,同样也不能进入方志馆,这也是方志馆一个重要的范域界定。因此,“方志馆”不能离方志太远,否则就有本末倒置之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方志事业的“本来”,也是我们建设方志馆的“初心”,更是方志馆的根基和灵魂。只有不忘“本来”,恪守理念,才能实现“初心”。

    (二)“吸收外来”就要妥善处理方志馆的关系定位

    一方面,方志馆如何在当今各类文化场馆格局中独树一帜?这首先涉及到建馆必要性的问题。实际上各地在方志馆立项规划等前期工作中, 都会遇到不少政府主管部门从资源合理配置、注重提高效益等方面所提出的置疑。这方面,笔者在《中国方志馆》一书中已作了充分对比分析,特别山东省地方志系统坚持推进“三全目标”的实践可供全国方志系统借鉴,同样英国伦敦在全国普及各类博物馆的经验也可给我们以启迪。

    伦敦目前约有200 多家各种类型的博物馆, 系世界拥有博物馆最多的城市。当初针对反对布局过多、要求资源共享等不同声音,政府坚持按城市居民人口数量布局建设各类博物馆。据悉其规划建设理念是: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是小众产品,未必人见人爱,也不必都去追求经济效益和轰动效益。但公众是由不同知识水平、不同文化需求构成的, 因此政府就要善于通过建设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特别要让少年儿童从小通过耳濡目染而潜移默化,以培养其不同的兴趣情感,从而达到逐步提高其素质水平并造就不同专业人才的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笔者体会:与以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社会生产”相对偏重物质,而“ 美好生活”显然两者并重,或者说更注重文化,更有文化蕴味,“美好”的要求也更高。因此,“美好生活需要”显然既包括物质生活,同样也包括精神生活。而且从目前恩格尔系数在全国变化情况看,更应注重精神生活。因此,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既有类型形式的广度,也有内容的深度和创新方式的新意。特别当全国各地(尤其是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总体水平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时,党委政府更应该有这样的意识,这一点伦敦的经验足以引发我们思考。因此,中华民族精彩纷呈的方志文化显然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方面,各地方志馆应大有可为,也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当然,在建设过程中确要注意资源共享、合理配置,力求提高效率水平,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此处暂不赘述。

    另一方面,方志馆“综合地情馆”的定位不能动摇(注:综合地情馆的来历在《中国方志馆》中也有详细记述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方志馆”不等于“志书馆”,强调方志馆以方志文化为本与建设综合地情馆并不矛盾。因为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得非常清楚:方志应当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一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其实就是“综合地情”。既然如此,以再创作的方式,全面客观系统地展示志书所记载的综合地情, 当然是方志工作题中的应有之义。

    还要看到,在计算机等现代传播手段出现以前,传统场馆主要用于存放纸质文献,不可能出现当代意义上的方志馆。但这并不意味着“方志馆”就简单等同于单一的纸质志书馆。在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志”(记录、记载)的手段事实上已不限于单一的纸质形式,我们完全可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志”人、“志”事、“志”物。因此,我们应当以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来认识和建设当代意义的方志馆,力求实现王伟光同志提出的“从纸质平面到立体呈现”的要求。

    而且恰恰正是由于这种定位,我们才能在场馆林立的当代文化事业发展大格局中独树一帜。如与博物馆相比,展示“历史”显然是其独特优势,但展示“现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发展成就)却是目前全国各地展馆行业所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为此我曾与某地文博部门的领导探讨过此问题,他的回答是:因展馆面积等条件所限,文博界现有文物都无法充分向外界展示,更无精力关注现当代事物。当然,从深层次看,文博界还普遍存有一种“厚‘古’薄‘今’”的潜意识。同样,以珍藏孤本、善本等为重点和优势的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也不同程度有此倾向,我以为这恰恰为我们方志界腾出了发展空间,也是方志馆的优势所在。而且对大多数观众来说,恰如刘迪在《公共文化场馆陈列的观众审美心理探源》所分析的那样,越是遥远的历史他们会越感陌生,往往敬而远之,而对自身亲历的历史却越具有特殊亲近感。这也是综合地情馆独特的优势所在。在这方面,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北京、广州等地的方志馆都有很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特别今年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明年将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按方志“详今明古”原则,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此,在方志馆建设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要注意“吸收外来”;同样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有我们方志人自身特有的自信与定力,正如中办、国办《实施意见》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既不简单拿来,也不盲目排外”。要通过精心策划、精准发力来建设好方志馆。

    (三)“面向未来”就要与时俱进拓展方志馆发展前景

首先,“面向未来”就必须与时俱进。方志馆不但是一种新生事物,同时还具有展馆业“一次性消费”的特点,即除专业人士外,观众大多不会作多次选择。因而良好的开端只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以创新意识使方志馆建设“永远在路上”。相反,如果开馆后满足于坐井观天、孤 芳自赏,可能很快就会落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尴尬境地。因而要十分关注开馆后的良性运行机制和综合效益问题。例如,要像北京馆那样,力求预留空间作为临时展厅,以常开常新方式对观众始终保持一种新颖的吸引力,使方志馆始终保持旺盛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其次,“面向未来”就不能仅停留于现有形式甚至满足于传统手段,而要充分借鉴运用现代化手段,不断延伸展示链,不断创新办馆的技术手段。如常州方志馆、浙江舟山市网上“虚拟方志馆”、新建广州方志馆等都是典型实例。

   最后,“面向未来”还必须拓宽视野,拓展领域。例如,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已于2015 年发文(“新广出办发〔2015〕45 号”)指出:

   “地方史编写与地方志工作密切相关”“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同样也会大大拓展方志馆的建设空间和展示舞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此建议已建方志馆应抓住机遇注重转型升级;在建或新建方志馆应未雨绸缪与时俱进,通过重新审视调整方案,让史志有机结合,使方志馆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传播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来源:年鉴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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